从一间仓库起步，为细胞生物学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孙大业：毕生叩问生命奥秘
孙大业（2022年5月拍摄）。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供图
■人物名片
孙大业，1937年7月生于浙江杭州，中国科学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家、无党派代表人士、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1959年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孙大业便一直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
他是中国细胞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植物细胞信号转导研究。他创建了河北师范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编撰了国内第一部《细胞信号转导》教材，为中国细胞信号转导领域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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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石家庄市殡仪馆万芳厅外，数百人排起长队。他们来到这里，告别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孙大业。
7月7日18时14分，孙大业因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8岁。
孙大业先生治丧委员会在讣告中说：“孙大业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细胞生物学界的重大损失，是河北师范大学的巨大损失。”
他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66年，从一间仓库起步，为细胞生物学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他从事的研究，是对生命奥秘的探索。他用毕生精力解读着细胞间精妙的语言，在微观世界里追问着生命本质的答案。
2024年6月2日，孙大业（左二）前往位于石家庄赵县的河北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基地，了解项目研究进展。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供图
一个“冷门”学科，被推上国际舞台
7月8日19时，河北师范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师生们正专注地进行实验。
眼前这个占了三层楼、高精尖仪器齐备、拥有百余人师生团队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孙大业从一间仓库开始一手创办起来的。
1981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访问学者，44岁的孙大业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进修。1983年回国后，他开始在系里为他腾出的一间仓库里组建自己的实验室。
“缺钱、缺设备，一些基本的分离纯化设备甚至是买零件自己组装的。”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宝华1990年成为孙大业的研究生，对实验室当时为数不多的设备记忆犹新。
“只有超净工作台、酶标仪、简易分离装置等基本设备。”赵宝华说，事实上，就连这些基本设备，多数也是实验室成立两年后，孙先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才逐渐添置的。
正因如此，孙大业的爱人、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师武淑萍说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院士”。
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科研条件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但回学校建实验室搞科研，是孙大业早就定好的目标。
孙大业出国访问时，合作教授斯坦利·茹（Stanley Roux）提供了4个题目让他选择，其中两个是茹教授研究的光敏色素方向，可以很快出成果。而孙大业最后选择“植物钙调素”这个课题，不仅因为它是当时国际上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考虑到这一课题更适合回国后继续研究。
钙调素，是指细胞里受钙调节的蛋白，可在生物体受到刺激时传递信号，调节生命活动。比如植物的花期长短，就与钙调素的调节有关。
“知道孙先生的选择后，他的美国同事认为他不可能成功，但先生暗下决心，要证明中国人不比他们差。”孙大业的学生、助手，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术芝说。
经过10余年不懈努力，孙大业对细胞外钙调素的研究基本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1998年，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植物学权威期刊《植物细胞》（《The Plant Cell》）上，成为在国内独立完成的、我国学者在这一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一个地方师范院校里的“冷门”学科，就这样被推上了国际舞台。
“2008年，我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室的同事得知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后，马上就提起了孙先生20年前发表的这篇论文，足见先生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孙大业的学生、河北中医药大学校长郭毅说。
1959年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孙大业便一直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其他省外以及国外高校以优越的实验条件、更高的薪资向他抛出橄榄枝，都被他谢绝了。
“科学研究是他的第一生命，对学校的热爱也早已深植他的内心。”河北师范大学原校长蒋春澜说。
蒋春澜2002年调入河北师范大学工作，当时全校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只有160万元，在全国高校中属于低水平。为此，蒋春澜找到孙大业，希望他以院士的身份，带头把学校的科研工作搞起来。
而对潜心科研的孙大业来说，这是件让他为难的事。
“为了学校，他还是把这个头带起来了。”蒋春澜说。在孙大业的带动下，生命科学学院申请成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很快从每年一两项变成了十几项，到2007年，全校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增长至6000万元。
2008年，河北师范大学细胞生物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孙大业的实验室里，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一批年轻研究生被培养成为学术带头人。
“作为一名科学家，家国情怀对孙老师来讲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话。”蒋春澜说，“搞好科研，守好学校，便是他对国的责任、对‘家’的热爱。”
2023年9月，孙大业（第二排左二）与年轻师生们在一起。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供图
没有世界眼光，就搞不出世界成果
送别恩师，孙大业课题组的研究生们又回到实验室梳理研究成果，他们计划今年再投一篇论文。
“我们的研究方向是植物高温信号转导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郑术芝介绍，在植物细胞信号转导领域，孙大业的研究一直处在学术前沿。
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名词背后，是孙大业超前的科学视野。
这种科学敏感，在他最初选择研究植物钙调素时便有所体现。
当时，传统的植物学观点是“植物中不存在类似于动物血液中的多肽类激素”。即便孙大业在美国的两年多时间里，参与发现了钙调素存在于植物细胞膜以外的细胞壁中，但这一发现并没有被认可。
然而，孙大业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回国后，他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植物中存在多肽第一信使”的观点。之后，他又提出“细胞中具有兼性信使”的新观点。
孙大业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植物科学》（《Plant Scince》）和《植物细胞生理学》（《Plant Cell Physiology》）等国际期刊。审稿人评价：“作者的研究工作可能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为细胞生物学作出突出贡献。”
进入21世纪，孙大业又将科研视野投向植物高温信号转导，这是对植物耐热机制的深入探究，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前景广阔。
“孙先生是国际上最早一批开展这一研究方向的，当时有很多人对此不理解。”郑术芝说。
2014年，郑术芝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孙大业实验室任职，孙大业开始指导她以表观遗传视角研究植物高温信号转导。这又是一次领先的探索。
“没有世界眼光，就搞不出世界成果。”这是孙大业常对学生们说的一句话。教学时，他的世界眼光与严格标准也贯穿在对每一名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2002年至2007年，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郭琳师从孙大业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毕业前一年，提前完成研究任务的郭琳想再多学点。
“孙先生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对我说‘基因芯片和蛋白质组学是目前最前沿的两个研究方向，你可以按照兴趣自己去选’。”郭琳回忆。
郭琳对老师建议的两个研究方向进行了了解，并把蛋白质组学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这个当时新兴的课题，后来成了生物学研究领域一项常用的技术手段。提前学习，让她比别人在此方向上先行一步。
不仅如此，博士毕业后，郭琳赴美国佐治亚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她在美国的实验室负责人研究的正是基因芯片方向。扎实的科研功底和对基因芯片的提前了解，让郭琳在实验室里表现不俗。
“我在河北师大接受了严格训练，先生的指导也是世界级的，这是我的底气。所以当我来到国际平台，与来自全球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合作竞技，我一点都不会胆怯。”郭琳说。
2021年6月，孙大业参加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生物学党支部党史教育主题活动。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供图
名和利，他都不在意
黑鞋子、黑裤子、白衬衫，浅黄色夹克或浅褐色外套，在郭琳的记忆里，孙大业永远穿着那几件衣服。
“斯斯文文、谦逊儒雅，孙老师有着老一辈学者身上特有的老先生的气质。”郭琳说。
学生们在对外介绍孙大业时，总是以孙先生为称呼。先生二字，饱含了无尽的敬重。
老先生，总是淡泊名利。
2018年，收到学校返聘邀请的孙大业，未提任何条件和要求，像一名普通教师一样，回到了他熟悉的岗位。
实验团队每周一8时30分开组会，80多岁的孙大业总会提前半个小时出现在办公室。开会时，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认认真真听每一位学生发言。
一次开完会，郑术芝发现会议室地面上有很多黑色碎屑。原来，那天孙大业穿了一双旧皮鞋，鞋子已老化掉渣了。
支持学生做实验不怕花钱、补贴年轻教师舍得用钱的孙大业，在生活中却很少为自己花钱。
“名和利，他都不在意。”熟悉他的人都这么说。
2002年，孙大业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用20万元奖金设置了一项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全校理科每年最优秀的论文作者。
2010年，孙大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河北省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蒋春澜说，这个奖孙大业本不愿意争，是被他“逼”着申请的。
“他总说‘我把工作做到就可以了’，不愿意争抢荣誉，是我以学校的荣誉为由，才说动了他。”蒋春澜说，在奖项答辩的前一天，他突然在晚上11点接到了孙大业打来的电话。孙大业对他说：“春澜，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我真的不想干。”
“孙老师从没用院士的头衔压过我，也没因自己的事情提过什么要求，即便是他为年轻教师争取利益，也都是有理有据。只有一次，他是真跟我着了急。”蒋春澜说。
有一年，生命科学学院一位教师的科研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蒋春澜想要对外宣传。孙大业得知后，马上给他打电话，直呼其名：“蒋春澜，你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孙大业认为，科学研究要经得起检验、经得起等待，论文刚一发表就搞宣传，过于心急，并不严谨。
对科研要求严格的孙大业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但没有学生因此而害怕他。在学生眼中，老先生总能春风化雨。
“‘你多看看文献吧’，这是孙先生在我读研期间对我说过最重的一句话。”一次组会上，郑术芝遇到了不会解决的问题，听到老师这么说，她当时就红了脸。
“没想到，先生看出了我的窘迫，散会后又专门找到我，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回忆至此，郑术芝忍不住红了眼眶。
郑术芝也当了老师后，一次组会上，她对学生们的实验进展很不满意，忍不住训斥了几句。
“事后，先生专门找我谈话，提醒我要呵护每一个学生的科研热情。”郑术芝说。
在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那间专门为他准备的院士办公室，被孙大业当成了存放书籍和实验材料的仓库。他在自己助手和秘书合用的办公室里又摆了一张办公桌，只为离学生更近一些。学生们到实验室做实验，便能从此经过，这也方便学生遇到问题前来讨论。
师者之德，化育无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送别孙先生时，这句话萦绕在许多人心间。（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记者手记
一种打动人心的“纯粹”
很难想象，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孙大业，却有一个“孙迷糊”的雅号。
为坐月子的爱人熬粥，结果忘了放米，熬出一锅开水……像这样的迷糊事，孙大业干过不少。
但只要与科研有关，他就容不得半点马虎。对此，他的学生深有体会。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郭琳读研时做过一个实验，要在显微镜视野下数花粉，并对萌发的花粉进行计数。
计数时要一边看着显微镜，一边在旁边画正字记录。为了方便，郭琳习惯用纸记录，而不是按老师要求的用实验记录本。没想到，实验结束后，孙大业不仅检查了郭琳的研究结论，还提出查看全部的实验记录。
“用纸记录虽然没有影响实验结果，但我还是按照孙先生的要求，又把实验重新做了一遍。”郭琳说，这件事让她认识到老师对实验规范的严格要求。
毕业10多年，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术芝仍然保留着孙大业为她修改的博士论文底稿。100多页的论文，孙大业用不同颜色的笔勾勾画画，从论文结构到标点符号，做了详细的批改。
“论文修改了五六遍，每一遍孙先生都会一字一句地认真批改。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的标杆。”郑术芝说。
对生活的随性、对科研的执着，看似矛盾，却勾勒出孙大业的纯粹——他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挚爱的科研工作中。而这种纯粹，是科学求真之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文/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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